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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宣言》是否仍然可以给予我们启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梅隆数字人文研讨会（The Mellon Seminar in Digital Humanities）于2008年12月15日发表了《数字人文宣言》（The Digital Humanities Manifesto）。很快，2009年5月29日，Jeffrey Schnapp、Todd Presner联合Peter Lunenfeld、Johanna Drucker等人发表了《数字人文宣言》（The Digital Humanities Manifesto ），在数字人文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它不是一篇标准的论文，也并非对人文学科进行系统分析，而是一种行动号召，旨在促进它所提出的变革和倡议。在时间过去十余年后，我们如何看待宣言提出各种观点，它是否仍然可以给予我们启示？围绕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学术期刊组的学生研究员近期进行了一次深入讨论。《数字人文宣言》原文：/manifesto/Manifesto_讨论使用的译文版本：（桂文瑄、叶梓涛译）在讨论中，同学们重点关注了“copy”（讨论本译为“复制”）和“curation”（讨论本译为“策展”）两个词，讨论了应该如何翻译和理解，并就“复制重于原始”和“过程重于结论”等宣言中提出的观点进行了辨析。以下为讨论者的主要观点辑录。王嘉成（巴塞罗那大学 数字人文）
“副本”的价值
我认为“copy”是“副本”的意思，代表文本、图像和其他文化制品的数字副本或复制品，它可以在数字领域被轻松地共享和传播，在不耗尽原始资源的情况下无限进行复制和分发。“原创”指的是作品的物理或单一实例，例如手稿、绘画或书籍的稀有版本。宣言表达出一种观念：数字时代人文知识的价值更在于副本的可访问性和丰富性，而不是原始人工制品的排他性。它意味着数字人文拥抱数字技术而使知识具备广泛可用的潜力，并鼓励创建和共享数字副本，以此作为促进研究、学习和参与文化遗产的一种手段。文章提到人文研究的观念多受到来自制度的压力，这一观点可以更新学者对研究中潜在挑战和限制的认识，鼓励大家在追求数字人文目标的同时，批判性地审视和利用这些压力。薛雨（北京林业大学 设计学）
“copy”的经验性问题
我认为将“copy”理解为“临摹”可能更合适。梵高通过临摹自然，产生了梵高式的笔触和色调，后人又通过临摹梵高的作品以不断学习这些技法。而现在计算机可以快速分析和提取莫奈的笔法和色卡，几分钟内就生成需要普通人花费一辈子去领悟的所谓“风格”的艺术经验。未来如果人人都通过人工智能掌握了经验，那每个人都是艺术家，那时深圳大芬村的创作形式——手写的经验，可能才是最受追捧的。
作为艺术设计工作者，我的可视化作品一直都面向公众，确保受众能“读懂”。但我接触数字人文之后发现，这个领域里很大一部分研究是面向人文学者的，是为了解决小部分专家们研究效率的问题。专家不需要一个既定答案，反而总是抱着问题出发；而公众面对专业知识却很难产生疑问，更倾向于接受标准化的解读，这对设计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需要去刻意区分的设计导向思维转化。
李少建（中国人民大学 档案学）
将成果作为“正名”的手段
有研究通过分析1903年至今全球4000多篇数字人文领域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发现，TOP10方法中既有数字方法，也有人文方法，两类方法分别受到了对应领域学者一贯的重视。由此可见，或许也不存在“数字回归人文”这样的说法。如何让数字人文研究成果为非数字人文的人文圈所接受和认可，是数字人文未来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数字人文宣言》中提出了“复制重于原始”以及“过程重于结论”的观点，其中对“复制”和对“过程”的重视，都体现出了数字人文对成果的渴望，它将成果作为“正名”的手段，重视研究过程，重视成果的可复制性，重视将成果的快速孵化与衍生，从而打开局面，占领“市场”。
